纠缠不清的1928年金华“毒品邮件案”

1928年11月26日下午7时,金华县长姚端接到邮局检查员陶遐龄报告,说邮包税征收员章谟荣在检查邮包时,怀疑邮局到了一大批红丸毒品。章谟荣向邮局局长郭允中反映,郭允中说中转邮件不能开包检查。随即郭允中邀请章谟荣到雅叙轩菜馆饮酒。

刚到雅叙轩,章谟荣又得知这批包裹明天早晨就要出运。于是脱身与陶遐龄一起向姚端报告。姚端一听,红丸毒品是重大违禁品,毒性比鸦片强过百倍,怎么能堂而皇之通过邮局贩运?立即指派警察随同陶遐龄前往邮局检查。陶遐龄便与章谟荣赶到雅叙轩,要求郭允中回邮局监视检查。郭允中坚决不允许,陶遐龄再三申说,仍然拒绝。交手第一个回合,县公署一方败下阵来。没办法,陶遐龄只好回县署报告。姚端说,那就跟郭允中说,是我姚端请他到县公署来一叙。用了县长的名号,郭允中不得不来到县公署。姚端告诉郭允中,怀疑在上海运往佛堂的邮包中,有红丸毒品,需要开包检查。郭允中不卑不亢地说,按照邮政管理条例规定,中转邮件是不能开包检查的。如果一定要检查,必须要请示邮政总局才可以。说完,背着手回去了。第二回合交手,县公署一方又败下阵来。姚端气得咬牙切齿,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召集县党部、地方法院、保安队、县警察所各代表,一起前往邮局,要求检查。郭允中仍然强调,按照章程不能检查,如果一定要检查,请各位代表签下字来。姚端一听大怒,当众声明,有责任,他负责。郭允中也无话可说,这一回合,姚端总算赢了。

警察立刻要拆邮包。这时郭允中气急败坏,忽然指着章谟荣的鼻子大骂说:“你居然来害我,以后你小心!你索贿不成,所以害我。”章谟荣直喊冤枉。各机关代表都说,别吵别吵,这种话没必要讨论,开包再说。这时已有警察打开两个邮包,居然真是红丸毒品。

众代表脸上挂不住的兴奋,齐问红丸毒品有几箱。邮局工作人员说,跟这两箱一个样子的,共有7袋,都是寄到佛堂的。一找,居然查获7箱红丸毒品,每箱25盒,共175盒。收件人有佛堂王樟元宝号、晋昌宝号、裕泰宝号、朱新明宝号、天成宝号。姚端当晚将毒品缴存在县公署。

按理“毒品邮件案”已经水落石出,该告一段落。谁料民国时期政府部门间的“扯皮”,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毒品案”破获了,“扯皮案”才刚刚开始。

12月1日,金华县向省民政厅打报告,请示“邮局局长有包运红丸嫌疑,应如何惩办,请核示”。认为金华邮政局长屡次拒绝检查,肆意谩骂,情节实在不无可疑,希望能予以惩处,以儆效尤。报告还说,县公署开了内部讨论会。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上一年6月份也在该邮局查获两批红丸毒品,一批寄往义乌佛堂,一批寄往金华孝顺。邮局平时对于收寄包裹何等慎重,何等仔细,取件人没有可靠的证件又怎么取得去?送往义乌邮局的可以推诿不知,而孝顺是金华县邮局直接送达的,如果不是邮局人员与收件人事前接洽,相互勾结,怎么可能收到邮件?显然金华邮局局长有包运红丸毒品的嫌疑。

民政厅厅长朱家骅接到报告,非常重视,回复金华县,“先行派员监视”,等该邮局局长停职交接后,立即“移送法院”。又令义乌县长,“一体严拿运售各户,解送法院讯办”。同时致函给浙江邮务管理局,称“该金华县邮政局长身为公务人员,竟有包运红丸情弊,殊属不法”,还请贵局查明后,“即予停职,归案讯办”。

事情如果进展得这么顺利,本文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这是从金华县长和浙江省民政厅这一方说的。另一方,金华邮政局长也不闲着,立即向浙江邮务管理局打了一个报告。呈称:

县长率同军警及各机关人员数十人,包围邮局,如临大敌,不由分说,擅自将运往佛堂的包裹105件全部拆破。“据称”查获红丸毒品邮件7件,当即提走,到第二天才开给收条。并且该县长声言,局长受贿包庇,“非严予惩办不可”。 12月7日、8日,金华地方法院先后发来第670和672号传票各一张,传本局长到县公署。本局长均照章答复,而且姚端对本局长得诬告,也一一作了解释。听说还须再次传讯,“请迅予指示办法”。

这些包裹既然已经上海海关及邮包税局查验盖章,邮局按照规定自然可以收寄。一经收寄,邮局就负有转运的责任。贵县长接到报告怀疑这些邮包装有违禁物品,也应该一面通知金华邮局,并发函给佛堂警察所,双方会同检查,也就没有走漏风声之虞。或者嘱咐金华邮局将送往佛堂的包裹暂行保存,一面呈报省政府请示如何办理,这才是正确的办案程序。但是贵县长不听劝告,率领警察包围邮局,竟将转寄的105件包裹强行拆破,手续错误自不待言。而且贵县长曾向各团体声言,金华邮局局长“得贿包庇,非严惩不可”。如果该局长确有得贿包庇事,应该出示证据,并发函给本局,以便执行恰当的处置,让玩法者受到法律制裁。否则,邮局是国家交通机关,邮局人员是服务国家机关的人员,如此任意污蔑,不但个人名誉大受损失,而且国家机关的信用也将大受影响。希望贵县长以后不要再检查过境邮包,即使邮包有什么可疑,也应该遵照正当的手续办理,以免误会,致生争执。

12月17日,杭州《民国日报》刊登有金华县党务指导委员会致各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及临时登记处通电一则。19日,浙江邮务管理局局致函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称:

本邮务长对于这样违反事实、损害名誉的宣传“不得不提出抗议”,金华邮局局长拒绝检查转寄包裹市遵奉管理局的通令做事,并无不当。金华县指导委员会没有证物、证人,却在通电中称邮务人员“通同舞弊,输运毒物”,实在是“极端污蔑,损害名誉”。

并且声称,邮局为国家机关之一,关于毒物或违禁品的运输,在可能范围内无不尽力禁止。再说邮务人员也是国民一份子,也跟大多数国民一样,能够遵纪守法,岂可如此污蔑。

姚端本以为破获红丸毒品案,是大功一件,想不到对方居然如此黑白颠倒,死缠烂打,不得不打起精神,进行反击。12月21日,姚端报告,此次查获大批红丸毒品,各机关在场人员都签过名,盖过章,与金华邮局局长郭允中的报告大相悬殊,以致浙江邮务管理局要本县出示证据对证。姚端报告如下:

红丸毒品被邮包税分所征收员章谟荣发觉后,郭允中立即邀请章谟荣到雅叙轩菜馆吃酒,妄图封住章的嘴巴,附抄雅叙轩菜馆账房先生的供词一份,这是证据一。

本县长再三派人会同各机关代表前往邮局检查,郭允中坚决不允许,如果限于邮局管理章程还说得过去,等到将查出红丸毒品时,局长仓皇异常,竟然破口大骂,指责章谟荣“你居然来害我,以后你小心”,黑幕昭然若揭,这是证据二。

按照郭允中的呈词,这些邮件是11月24日运到,为什么25日26日两天都不转运?当时各种说法都有,有说这些红丸毒品并不是运往佛堂,而是沿途分别送出;有说是由邮局通知本人来邮局领去。虽说这些是猜测,但郭允中对于红丸毒品迟到两天后还未出运,足见第二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这是证据三。

该局邮件都是早上三四点钟挑运,今郭允中对这些藏有红丸毒品的邮件,竟然在晚上7点钟,一面邀请发觉人章谟荣喝酒,一面准备挑运。当前往检查时,这些邮件已经放在邮局局门口,这是各机关代表都看见的。如果没有警察监视,该是早就运走了。这是证据四。

这些红丸毒品是由上海寄到义乌佛堂王樟元、晋昌、裕泰、朱新明、天成等店号的,经义乌鲍思信姚端亲自核实,佛堂并无以上各店招牌,人说此类店号均为假冒,是邮局人员与贩毒人员勾结,通知贩毒人员前来取件,邮局人员收取“过门费”(即每一个邮包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是证据五。

去年6月30日蔡县长任内,在邮局查获红丸毒品5箱,1件寄义乌佛堂,4件寄金华孝顺镇,这两批红丸毒品均为挂号,但查接收人竟然查无此人。在佛堂还可推诿说不知道,但孝顺是由金华直接送达的。可见邮局人员与收件者事前接治互为勾结没有疑义。按照前例,这次金华与佛堂两邮局对于红丸毒品案不能置身事外,这是证据六。

基于以上六点,郭允中对于红丸毒品有无嫌疑,明明白白。至于检查时,除红丸毒品7件外,仅拆开其余邮包两三件,众目共睹,郭允中竟然说百余件邮包尽行拆破,不实者一。

当时仅派护警两名,及警察所长、便衣警一名,各机关代表检查员等不过七八人,郭允中竟然说被为数十人包围,如临大敌,不实者二。

查出红丸毒品是郭允中所亲眼目睹,现在浙江邮务局还说“据称查获”,这语气好像查获红丸毒品案不是真的,是本县长的片面之词,可笑啊可笑,不实者三。

查获的红丸毒品经本县长解送法院查收,仅在公函内声明郭允中“拒绝检查”之类的话,没有只字提及“得贿包庇”,现在郭允中的呈报公文里,竟然一再说“得贿包庇”,又一再说“诬告”。这些话,都是因为事实明显,所以故作无病呻吟,节外生枝,臆想猜测,蒙混视听。当红丸毒品查出时,舆论沸腾,都认为郭允中为现行犯,经姚端一再解释,才免去风潮,这是姚端应尽之责。本次查获大批红丸毒品,为民除害,郭允中本应该同为欣喜庆贺,然而竟视发觉人如仇敌,指本县长为诬罔,郭允中岂不是证明自己有嫌疑吗?

时间在各种公函往来中,很快到了1929年。1月4日,浙江省民政厅据金华县长的“反击”,再次致函浙江邮务管理局,认为金华邮局局长确有重大嫌疑,要求浙江邮务管理局“仍查照前函办理”,“即予停职,归案讯办”。 9日,浙江邮务管理局回函,坚持“综观全案,并无证据足以指明该金华邮局局长与私运红丸有何关涉”,把本案包裹既经上海海关及邮包税局验讫放行,中途不能开包检查之类的话重复了一遍。随后说,如果一定有错,就是局长跟章征收员吵架,“应付失宜,礼貌有亏”。又说,经本次说明后,民政厅仍然认为金华邮局局长必须停职候讯,本局自然立即照办,但据邮务总巡员呈报,金华法院已经两次传金华邮局局长到庭询问,似乎也没有本局同意的必要。这份公函,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

1929年3月4日,交通部终于给浙江省政府发函回复。令金华县长姚端想不到的是,对于姚端所列邮局局长犯有嫌疑各证据,交通部这样答复:

第一点,指金华邮局局长邀同章征收员在雅叙轩酒叙,据金华法院讯问及章征收员自述,是通常酬酢,与本案无关。

第三点,查二十五、二十六两日,金华并没有开往佛堂的船运,佛堂船户二十六日才到金华邮局,二十七日早晨出运。在该船未到之前,邮件当然不能封发。

第四点,查佛堂船运既然在二十七早晨开运,那么二十六晚上封发邮件并说明不了什么。

第五点,该包裹所注收件的商店,经义乌访查,并无此等店号。试问寄件人填写姓名住址是否真实,与金华这中途转口邮局能负什么责任?

交通部还说,金华县长列举各证,或系揣测,或出误会,并无确实的证人证物。如果当时就准许章征收员之请,派警押运在佛堂检查,设法侦缉,本案正犯或可拿获。金华邮局按照章程办理,该县长强行拆验,还扩大宣传,坐使义乌的真正罪犯闻风匿迹,以致义乌县查无踪迹,该县长实应该负此责任。

再查邮政条例第十二条,地方行政官对于邮政事务,必须着力维持保护,就该姚端办理本案的情形看,显然违背邮政条例。

交通部最后说,至于要求将该局长停职处理一节,金华邮局属接转邮局,此案无法证明与金华邮局局长有关,“未便加以停职处分”。

时间到了1929年7月,浙江省政府接到金华拒毒同志社密报,又有吗啡等毒物由上海运寄佛堂、孝顺等处,如不彻底根究,流毒何堪设想。27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再次发函,恳请交通部“派员查明真相”,又请财政部对当时验放红丸毒品邮件的海关关员及税局人员“彻究”。8月24日,交通部长王伯群回复,“已令饬上海邮务长严密查复”。至于去年查获的邮运红丸毒品一案,也终于有了结果:经义乌法院查明,本案与金华邮局局长无涉,唯佛堂邮局局长因嫌疑被拘。

注:本文据金华县咨浙江省民政厅(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浙江省政府民政厅指令第五号(民国十七年十二月),浙江省政府民政厅训令第五号(民国十七年十二月),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公函第一号(民国十七年十二月),浙江邮务管理局致金华县政府公函第一三零九号(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浙江省邮务管理局致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公函第一三一二号(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浙江邮务管理局复函第一三二八号(民国十八年一月九日),禁烟委员会咨浙江省政府、函财政部、交通部(民国十八年二月九日),交通部咨一五〇号(民国十八年三月四日),浙江省政府咨民字第二四九号(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交通部指令第三二二九号(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等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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